白吃二斤馍，一命见阎王

淮河左岸

祝勇，也知道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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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不在“中国故事”，而在“讲好”。在这道考题出现以前，许多作家都已经在讲，而且讲得很好了。我们的文学史里，罗列着许多神奇之书，好的中国故事比比皆是。那时候还没有“讲好中国故事”这道命题，它们是超越命题存在的。------说得对

寻找姚黄

　但我们不能超越命题。我读了《文艺报》上小说家们的见解，想到了最简单、最不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今天这个发言的标题。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基于我个人的写作感受，或许并不适用于他人，或者，对于他人而言，早已不值一提。我这样说是出于这样一个阅读经验：外国人写自己的故事，许多都是从人人皆知的文化符号开始，比如他们讲述历史，就从《巴黎圣母院》《香水》《达·芬奇密码》《金阁寺》入手——当然这不是外国文学的全部。这些文化符号，全世界无人不知，他们的讲述就从这里开始，丝丝入扣，全世界为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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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香水》《达·芬奇密码》《金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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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都没看过，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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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熟悉的事物最难写，因为在熟悉的背后，作家要写出最大的陌生。相比之下，陌生的事物本来就是陌生的，容易吸引目光。《木兰辞》我们从小会背，但假如让我来写《花木兰》，我真不知该怎样去写。这考验作家的能力。但我喜欢这样的挑战，希望在熟悉的事物中寻找出某种“意外”，尽管我做得并不成功，至少，我没有写出自己希望的作品。但我一直遵循着这样的路线，也希望自己继续这样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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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逼人物都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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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写过故宫，写过长城。这是我笔下出现过的空间形象。我还写过一些历史节点，比如甲午，比如辛亥，这是我笔下出现过的时间形象。这些事和物，早被一遍遍地言说过了，每一个中国读者都熟悉，至少是略知一二吧，是否还具有写作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作家个人的判断。比如《辛亥年》，是我2011年出版的一部作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对这场革命，中国人至少每10年会纪念一次吧，一个世纪中，不知出版了多少作品。开始时，我也不知怎样讲述。其实心里已经有了写作冲动，那些人，那些事，一直在我的内心里翻搅着，让我不得安宁，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叙述角度。后来想到把视角翻转一下，以皇宫为舞台，从被革命者的视角来看待这场革命，言说的空间突然增大了，作品本身也有了弹性。用故宫来说辛亥，我的空间形象与时间形象突然间有了交汇，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11年众多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中，这并非最杰出的一部，但至少是比较特别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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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好作品才能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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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出版专题散文集《故宫的风花雪月》，全部谈论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故宫收藏文物总量超过180万件，我算了一下，假定每天看5件文物，一个人要看完故宫所有文物，至少需要1000年。也就是说，从赵匡胤建立宋朝那天开始看，要一直看到今天。因此，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如何选择，要看作家个人的取向。《故宫的风花雪月》，选择了《兰亭序》《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这些艺术品，都是我们熟悉，或者说貌似熟悉的。当然，这也有风险，因为关于它们的研究著作、论文，早已汗牛充栋，言说的空间已被封堵得几近于无，没有弹性了，如果我不知趣，一定要写，各路专家都早已虎视眈眈，在那里等着挑刺儿。结果我还真不知趣，把这些经典作品又阐释了一遍。在我看来，每一件事物都有重写的可能性，写作的乐趣，正在于对这种可能性的发现。好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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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好作品，一本也没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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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貌似熟悉”，当然暗含着一层意思，就是实际上的陌生。我想，许多看上去熟悉的事物背后，都有着让我们陌生的地方，许多看上去简单的事物，也都暗藏着我们所无法预期的复杂。我们熟悉它们，说白了只是熟悉它们的表面——在它们的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很坚硬的膜，我们把它叫作“共识”，但我相信每一个貌似熟悉的事物都是深藏不露的，那才是文学真正关心的部分。文学不是给一件事物下定义，作注解。文学对定义、注解不感兴趣，对于文学而言，所有概念化的结论都是可疑的。当一件事物被定义的时候，它就已经偏离了自身。比如，当我们准备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一定不是那个人。我们往往相信一句话的力量，因为它言简意赅，容易形成共识。但我不相信言简意赅这回事，言简，意思必然受损，那些被省略的部分，可能恰恰关系到事物的实质。在这里，文学的意义就浮现了，因为文学不是定义之学，不侧重结论，而侧重过程。文学要修补那些被定义损害的部分，让事物本来的样貌浮现出来，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