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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勇:关注貌似熟悉的文化符号
“讲好中国故事”,或许是这个时代出给作家们的一道考题吧。每个作家都在用自己的创作,回应着这道考题,因为每个作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而很少有人去讲外国故事。前天参加青年批评家论坛,李少君还讲到这个问题,当代西方作家、学者,已经在讲述中国故事,而且讲得很出彩,像史景迁、宇文所安、薛爱华等。我去年读过亚当·威廉姆斯的长篇小说《乾隆的骨头》,真是佩服这个英国老头儿,把复杂的中国历史演绎得那么玲珑剔透、挥洒自如。反过来,中国作家很少有人去讲英国故事,没有能力,也没有文化自信。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不在“中国故事”,而在“讲好”。在这道考题出现以前,许多作家都已经在讲,而且讲得很好了。我们的文学史里,罗列着许多神奇之书,好的中国故事比比皆是。那时候还没有“讲好中国故事”这道命题,它们是超越命题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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