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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科书依旧存在大量的次品和谎言!
谎言和次品主要存在于历史和语文教科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里的谎言更是连篇累牍。
我们的教科书把整部中国历史改编成了国民“自我意淫”和“自我膨胀”的“英雄史诗”。在各朝代历史课程中,下面的一些历史观“命题”是不容怀疑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
中国各朝代虽然也有黑暗的时候,但错误罪恶都是极少数帝王将相犯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
中国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前进的;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最发达先进的国家,只是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才落伍了。
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由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造成的;西方列强才是中国近现代全部悲剧的罪魁祸首。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永远不会对中国安什么好心。
…………
这些年我在工余时间系统阅读过教科书之外的原版中国史,从《二十四史》到《剑桥中国史》以及黄仁宇等“独立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无不涉猎,结果发现上述那些“命题”不但不是不容怀疑的“真理”;相反有些还是自欺欺人的“伪历史”式“假命题”。
第一个“命题”中的“源远流长”勿庸置疑;但“光辉灿烂”实在有点牵强。周而复始自毁文明成果、为敌复仇式自相残杀的民族内战显然与“光辉灿烂”无缘。
第二个“命题”中的“勤劳”说中了;但“勇敢、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则不敢当。中华民族在唐帝国以前确然如此;可在以后的近千年时间则患了不可救药的“软骨病”,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做着被征服的恶梦,且征服我们的民族多是人口和资源比我们少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草昧民族。我们“窝里斗”时象“英雄”对外则象“狗熊”。满族入主中原时才一百万人;那时的中国则有近一亿的庞大人口!如果历史上的我们真个“勇敢、不畏强暴、自强不息”,那些成功的外族入侵就不可能得逞。想想“扬州大屠杀”时,一个满人逮住几百号中国人,然后挨个挥刀砍杀,中国人挨个走出来引颈受戮的镜头,怎么看都无法把这群人和“勇敢、不畏强暴”联系起来。如果这几百号人的群体奋起反抗,那个满人别说手里拿着一把普通的大刀,就是拿着“原子弹”也不一定管用!
第三个“命题”一样站不住脚,尽管达官显贵是各王朝由盛转衰由光明走向黑暗的根源,错误和罪恶主要是这帮人犯下的;但广大人民也并非永远不会犯错误,甚至有时会犯下比达官显贵更严重的错误,对国家民族的没落一样难辞其咎。每当国家走向没落或崩溃时的社会景象常常是“官不象官民不象民”。如果广大人民不犯错误,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切实负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不充当腐败官僚自觉或不自觉的帮凶,达官显贵以权谋私倒行逆施时就会有所顾忌,就不致酿成全社会崩溃的灾难。
第四个命题也许适合全人类文明史;但不适合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在两千二百年专制集权历史长河中是每况愈下的。中华文明最灿烂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文明则光芒万丈气吞山河;以后的宋、元、明、清文明要么弱不禁风,要么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后被成功的外族入侵拦腰斩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由汉唐时期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坠落成清朝末年近乎白痴般令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在鸦片战争时期四亿五千万国民被两千五百个入侵的红胡子洋人击败,连昔日进贡都不见得够格的弹丸小国比利时也可强迫它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五个“命题”中的“发达”尚可;但“先进”则未必。因为一个国家“先进”与否不仅包括“生产力硬件”而且包括“制度软件”。中国的“生产力硬件”在鸦片战争以前的相当长时间确然是世界上相对“发达”的(撇开科技水准);但“制度软件”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起则一直滞后。欧洲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创立的“制度文明水准”我们甚至直到今天仍无法超越。我们千万不能小看“制度软件”,它和“生产力硬件”同等重要。打个简单的比方:发达的“生产力硬件”好比你拥有一颗威力极强的“原子弹”;“制度软件”则相当于这颗“原子弹”交给谁来操纵控制,用于什么目的和什么时机使用的问题。如果“制度软件”落后,这颗原子弹就极有可能落至流氓黑社会手里,作为恐吓甚至屠杀人民的有力工具;或者盲目向外投放,招来各国毁灭性的报复,就象慈禧太后当年一个晚上向世界各国宣战引来“八国联军”一样。西洋文明在十七世纪以前的“生产力硬件水准”一直远远落后中国;可因为拥有“自我纠错”机能相对先进的“制度软件”,较少重复历史上同样的错误,结果在近现代后来居上,把“硬件发达软件落后”的大中华帝国远远抛在后面。
第六个命题也一样站不住脚。日本在十九世纪中期一样经受了西方的强制性入侵,可日本民族却因此走上了崛起自强之路,从一个国民连“姓”都没有的“中国学生”跃升为这个星球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仅次于美国远超老师的科技文明强国。我们能否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没有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国人极有可能仍跪在皇帝和县太爷面前三跪九叩?
第七个“命题”你只要看看袁崇焕的悲剧和农民领袖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就会忍不住哑然失笑。抗金民族英雄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宣布为“汉奸卖国贼”后,首都广大民众的眼睛并没有“雪亮”起来,而是充当崇祯皇帝的“帮凶”,争先恐后在刑场上争吃袁崇焕的肉?其实“民意”是最容易操纵的,伟大领袖就是“操控民意”的超级大师。你千万别把坚守“真相”和“真理”的希望寄托在普通民众身上,只有极少数仁人志士才会拒绝被“愚弄”;也不要相信“得天下者就一定得民心”之类的一厢情愿。黄巢和洪秀全两人得势后一个开“人肉工厂”;一个坐“六十四人抬大轿”,残暴和腐败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帝王,你能说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吗?
第八个“命题”我就不说了,汶川大地震已经给出了答案。当部分国民在不久前为美国的“911”事件弹冠相庆时,多数美国人这次并没有投桃报李看我们的笑话,不但官方给予多种形式的援助;民间也自发举办各种形式的“烛光晚会”悼念祭奠地震中我们的死难同胞。
…………
为了支撑上述那些“假命题”,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掺杂了太多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谎言课程”,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想报考武汉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导师推荐给我的“权威教材”是武汉大学自编的《中国近代史八十年》,里面居然有大量篇幅讴歌义和团和“爱国政府军”围攻各国大使馆和北京西什库教堂的课程。因为这个缘故,我永远放弃了报考历史研究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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