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淮滨论坛NGO

白露河

本站义工组织准备以NGO形似出现，而不是先前的义工组织，从性质完全改变，不挂接在任何组织之下。请大家参与讨论，发表意见。

何为NGO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这种制度的来源，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传统有关。
　　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及私人的捐赠。比如美国有力量极其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美国的各种NGO。同时，国家从税收上确立捐赠部分可以抵税的制度，以鼓励捐赠。


NGO的意义

　　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NGO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中国NGO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江苏徐州的“绿色之家”、云南昆明的“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等。
　　NGO的精髓在于「GO」，在于政府组织，因为NGO的目的是关心公共事务，是要干预公权力的执行，甚至于直接抢夺公权力在自己的手中。在国际社会中，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NGO足以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例如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今年WTO坎昆部长级会议，NGO的影响力从场外延伸到场内，WTO当中对于各国劳工、环保、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等不利的谈判，NGO一直在给予干扰和阻止，可以说对世界贡献良多。就算在一国之内，NGO也常常有决定福利、国家法令、政府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力。
　　这个世界上三种关键力量，就是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而NGO就是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国家的公权力，是一国之内唯一合法的暴力机构，被称作国家机器，有军队、警察、法院，能够强制执行各种法令，还能够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签署协议，而且要签定国遵守。国家机器，就是合法的暴力。而市场，就是金钱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其它皆为次要。如果不受其它因素制衡，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最后，NGO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把社会上的公民组织起来，发挥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要求国家去约束市场的力量。
　　国家具有公共性质，但是有时候会「政府失灵」，不能反映民意，这时候要由NGO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矫正。现在政府出现在国际场合，不能完全代表民意，一定要有NGO在场才行，才有代表性。市场也会「市场失灵」，譬如在台湾许多大商家不用缴税，居然还退税！因此，公民社会的力量就有必要出现了。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这三者不断地彼此互相影响。公民社会要求国家的公权力下放，释放公家资源给一般大众，同时也向企业要求进行「公司整治」，取得独立董事的席位，介入企业的经营，以迫使大企业照顾一般民众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再只照顾股票持有人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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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中国NGO（非政府公共部门，下同———编者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出于政治吸纳的需要，建立了青联、妇联、工商联、科协等大型的人民团体和大量学术性、文艺类社会团体。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8年的停滞期。这一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已成立的社团几乎停止了活动，也没有成立新的社团；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5年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社会团体大量涌现，特别是行业协会、基金会发展非常迅速；第四阶段从1995年至今。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中国NGO有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NGO在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发展中扮演了新的角色。

　　NGO的自主性有所增强

　　1、1995年之后自下而上的NGO大量涌现

　　1995年之后，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开始渐趋活跃，数量也日益增多。早期这类自下而上的NGO主要集中在北京、云南等地，活动领域集中在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而近年来，这类组织开始扩散到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和河北、陕西、四川等许多省份的城市，甚至部分农村地区，活动领域也由传统的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扩展到流动人口、艾滋病、法律援助、残障儿童、孤儿与罪犯子女的教养、民间智库等。中国NGO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一批自下而上的自主性NGO的兴起。那么，这种自下而上NGO的兴起的原因在哪里？

　　从需求的角度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无力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从供给的角度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民间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多，民间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1995年之后，除联合国体系增大对自下而上NGO的资助力度外，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机构（ODA）和国际金融组织也开始关注中国自下而上NGO在援助项目中的作用，并为NGO提供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则为自下而上的NGO提供了人才资源。

　　然而，虽然从相对数来看，近年来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很快，但是从绝对量来看，自下而上NGO的数量和规模还非常有限。根据《中国发展简报》和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有关资料的估算，目前中国稍微有点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仅有300家左右，其中主要集中在环保、热线、扶贫和残障儿童教养领域。显然，这与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有很大关系。

　　另外一个限制来源于缺乏信息沟通的渠道。很多自下而上的NGO不清楚可以从哪里获得资源、如何获得。其结果是少数知名的NGO拥有的资源过多，而一些真正需要资助的自下而上NGO又因为信息渠道不畅通而无法获取资源。

　　2、自上而下的NGO自主性有所增强

　　1995年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的NGO也发生了一些变革。其中，变革幅度相对较大的是那些原本为了争取境外资助或便于与境外开展合作而由政府建立的NGO。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最初大多是政府的官员，领导人的职务也是经由政府任命的。成立伊始，这些机构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外是NGO的身份，对内则是政府机构的身份。然而，在与境外组织合作的过程中，组织的领导人获得了很多对外交流与培训的机会，接触到许多国外的资助机构，并看到一些自下而上NGO成功运作的范例，特别是组织在运作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因此，当“小政府、大社会”政策逐渐明晰化和政府机构不断裁员以后，这些领导人便开始对组织进行变革。由于这些机构在成立之时为了合作需要，大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且组织的资金来源不是政府拨款，因此很容易赢得组织独立的人事任免权、财权和决策权。再加上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并且政府要依靠他们为地方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援助，因此组织的NGO身份逐步由虚变实，而官方的身份便逐步由实到虚。

　　基金会是所有政府办NGO中最具有独立基础和独立需求的组织。中国的基金会与发达国家的基金会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它们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筹款机构，其资金来源较为广泛，既有政府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直接来源于公众、企业和境外的资金支持。同时，它们也利用募集的资金直接运作项目。由于资金方面的优势，基金会在财政方面对政府的依赖较小，因此在组织的项目活动和日常事务的决策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性。然而，同样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对基金会的控制相对也更严格一些。大多数基金会并没有人事自主权，组织的理事长、秘书长通常由业务主管部门委派，而组织的重大活动一般也需征得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1995年之后，中国的基金会也有一定程度的变革，一些运作较好、资金较为充裕的基金会开始通过媒体的报道和扩大组织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来谋求组织更大的自主性。

　　行业协会是近来变革呼声较高的一类NGO。例如，2002年初，上海市提出了“要把推进政会分开作为发展、改革行业协会的重要切入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在机构、人事等方面与行业协会分开，行业协会办事机构不得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机构合署。行业协会的领导经选举产生，一般由企业经营者担任。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行业协会的领导职务”。而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也在积极探索行业协会的变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实行政会分开，促进行业协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1995年之后，还有一类特殊的“NGO”也在开始探讨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问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人民团体。人民团体是指那些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科协等。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人民团体不必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意思的是，1995年为了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妇联主动提出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科协系统也在开始讨论如何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为会员服务等问题。

　　可见，1995年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的NGO也在酝酿变革。那么这类NGO变革的原因与动力是什么呢？首先，变革的推力来自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长期以来，政府办NGO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相当一部分政府办NGO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任何实际的功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同时也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政社分开”、“1985年以后新建的各类社会组织均实行‘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定’”的方针。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改革的方向已经较为明确，在此推动下，一些政府办NGO开始探寻新的发展模式；其次，实行市场经济和加入WTO也是政府办NGO变革的又一推力。特别是入世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推动了政府办NGO自主性的增强。

　　而变革的拉力首先来自于政府职能的部分转移，组织职能变迁的结果是国家让渡了部分公共空间，这是政府办NGO得以自主行动的基础；其次，实行市场经济以后，NGO从社会、市场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这也吸引了部分有能力募集资金或通过服务收费的政府办NGO的变革；最后，境外NGO先进的管理模式与丰富的资源也是吸引政府办NGO变革的拉力之一。

　　然而，在政府办NGO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既希望通过改革减轻财政负担，通过分权激活NGO的活力；又希望这一改革不会导致失序的局面，不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一些业务主管部门出于利益方面的原因也不愿意放弃对NGO的控制权。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政策的推行非常缓慢，NGO变革的推力不大。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捐赠环境和志愿文化，再加上NGO的整体公信度不高，因此在政府削减财政支持后，NGO并不容易从国内企业和公众那里筹集资金、招聘志愿人员。再加上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没有完成，所以，政府办NGO改革的拉力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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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的能力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NGO实力不断增强

    1995年之后，中国NGO的整体实力有了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单级到多元。1995年之前，中国NGO中运作得较为成功、有些实力与影响的组织可谓凤毛麟角。比较而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自然之友”算得上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NGO中的佼佼者。然而，1995年之后，中国NGO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自上而下的NGO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组织迅速崛起，一些组织的年筹款额度已经由1995年前的不到一千万迅速增长到五千万以上；而自下而上的NGO中，“地球村”、“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农家女百事通”等一大批民间组织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媒体的宣传和国内外成功NGO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第二，由单独发展到策略联盟。1995年之前，中国NGO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相对较少，而1995年之后NGO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迅速增多。当前，NGO之间沟通的形式主要有：会议的形式。例如“地球村”每年举办一些会议邀请全国各地的环保NGO参加；妇女类NGO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性别与发展年会；另外学术研究机构也举办一些有关NGO的会议邀请各类NGO参加。沙龙的形式。例如，“绿色家园志愿者”每月举办一次环保方面的沙龙；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每月举办一次性别与发展沙龙；一些在NGO工作的年轻人发起的NGO沙龙等。网络的形式。例如，“绿网”通过网络的形式将全国各地的环保志愿者有机联系起来；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网络和清华大学的公益信息网为NGO提供了一个沟通与信息交流的平台等。

　　NGO之间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同行之间的合作。例如，“自然之友”与天津“绿色之友”合作开展美境行动项目。二是跨领域NGO之间的合作。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民促会等几家单位联合召开国际会议。三是自上而下NGO与自下而上NGO开展合作。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自然之友”合作的绿色学校项目等。

　　第三，由组织的无序和活动的琐碎到组织能力的全面提升。1995年之后中国少数发展起来的NGO，其组织能力的提高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5年前的盲目无序、活动琐碎到加强项目管理。第二阶段大约从2000年开始，NGO由注重项目管理到注重组织的能力建设。近年来，中国针对NGO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日益增多。既有长期的学位教育，也有短期的培训；既有大学举办的培训，也有一些中介机构举办的培训。这些新的动向意味着中国NGO能力的提升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NGO组织能力的提升与境外机构的推动有关，近年来一些INGO（国际非政府公共部门）和世界银行都非常关注中国NGO的能力建设，并给予了大力资助。而中国NGO之间的竞争，中国NGO与某些境外NGO之间的竞争也迫使一些NGO不得不尽快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

　　第四，NGO的领导人由年老化到年轻化。1995年之前，中国自下而上的NGO中，领导人年龄普遍偏大，有的甚至在70岁左右，而30岁以下的领导人几乎没有。然而，近年来，中国涌现了一批非常年轻的NGO领导人，他们大多大学毕业不久，年龄普遍在3O岁以下，对NGO事业充满热清，富有创新与活力。这些新生代领导人有的以往在学生社团工作过，并或多或少参与过一些知名NGO的活动。掌握较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有的甚至有社会工作专业的背景。

　　中国NGO新生代的崛起与近年来中国学生社团的活跃是分不开的。这些学生社团不仅在校内开展活动，也参加一些知名NGO开展的活动。例如，自然之友的16家团体会员中就有14家是学生环保组织。这些学生通过参加NGO的活动得到了锻炼、受到了熏陶，这为他们日后在NGO从事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中国这几年就业形势的严峻也是一些年轻人选择NGO事业的原因之一。

　　2、NGO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995年以前，中国人对NGO的概念是非常陌生的，甚至有人认为NGO就是妇女组织。可以说，那时NGO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甚至学术界也鲜有人去研究它。然而，1995年之后这一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首先，NGO频频举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从宏观上营造NGO发展的新环境。1999年7月清华大学首次举办“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国际会议后，中国每年举办的有关NGO的大型国际会议不下两次，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NGO举办的中小型国际会议或国内会议则不胜枚举。

　　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府政策。近年来，NGO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所增强。一些自上而下的NGO往往依靠其与业务主管部门的关系，直接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而一些自下而上的NGO则往往通过媒体影响政府的政策。例如，1998年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川西森林砍伐的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最终使四川省紧急做出了全面禁伐天然林的决定。另外，自下而上NGO影响政府决策的另一个途径是依靠组织领导人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在每年的“两会”期间提出议案，或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提出政策建议。一些政府部门现在也开始委托NGO讨论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通过媒体扩大NGO的社会影响。在1995年之前，中国媒体对NGO，特别是自下而上的NGO报道较少，而1995年之后，媒体对NGO的报道频率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很大、很有影响的媒体频频报道NGO及其开展的活动，《人民日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对民间环保组织进行了报道。媒体对NGO的报道对NGO的帮助极大。一方面一些自下而上的NGO通过媒体的频频报道而获得了社会合法性，获得了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志愿者资源、物资资源和其他资源；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为NGO知识的普及和NGO在中国的迅速扩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开始重视NGO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1995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NGO的研究相对较少，也没有专门研究NGO的机构和专门研究NGO的学者。1995年之后，不仅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的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NGO也由冷门学科逐渐变成了热门学科，有关NGO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也越来越丰富。而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在环保、扶贫、行业管理、社区建设等领域也开始重视NGO的作用。

　　中国NGO的发展趋势

　　从1995年以来中国NGO的变化可以看出，当前中国NGO正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在发展。第一种路径是自下而上NGO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没有给予资金支持，而NGO通过在非政治性公益领域的活动和媒体的报道获得社会合法性和国家的默许。从以往的情况看，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自下而上NGO的自主性较强，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但其局限在于过多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过多依赖少数的精英人物，较少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较少扎根于基层社区。

　　第二种路径是自上而下NGO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政府办NGO“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定”来推动NGO自主性的增强；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转移政府职能、赋予NGO在某一领域内的垄断地位来获取NGO的支持与配合。从以往的情况看，这一模式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广泛联盟、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自上而下的NGO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只能依靠国家的权威动员社会资源，其自主性不够。

　　总的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较快，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其数量与规模、作用与影响还非常有限。无论是第一种发展模式，还是第二种发展模式目前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1、未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趋势

　　从1995年以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情况看，影响中国自下而上NGO发展的因素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法规环境、民间结社的需求和资源的供给等三个方面。因此，通过对这三个自变量的预测，可以大致推测中国未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趋势。

　　从需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社会转型将持续较长的时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老的社会问题，如农村扶贫、环保、妇女权益、失学儿童教育、少数民族等问题仍将存在，而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下岗、艾滋病等问题将日趋严重。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弱势群体，都需要自下而上的NGO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加入WTO之后，将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背景下，境外NGO在中国登记注册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政府正在加紧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ODA）、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体系在未来几年内也会不断加大对自下而上NGO的资助与合作。而从近年来青年一代NGO领导人的成长和就业形势的严峻中也可以看出，未来自下而上NGO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基础也初步具备。

　　从政府的政策法规看，在近期内完全取消双重管理体制是不太可能和不太现实的。但是，面对需求和供给的膨胀，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回应。从近年来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的地方政府改革举措来看，一个可能的方式是在政策层面“松小口、堵大口”。即在双重管理体制的原则下，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优先放松管制。例如放松对某些自下而上的地域性行业协会、社区服务类NGO、特定的公益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限制。可以预计，未来这些领域内的自下而上NGO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2、未来自上而下NGO发展的趋势

　　我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政社分设”的思路和社团的“三自方针”，但从近年来自上而下NGO的变革效果看，这种推力并不大。然而，1998年中国开始了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与前六次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改革的效果也较为明显。在2001年政府机构改革深入到市县乡之后，中国又于2002年开始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可以预计，再下一步的改革就是对政府办NGO的改革。因此，未来若干年之后，自上而下NGO改革的推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加入WTO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会进一步推动自上而下NGO的改革。

　　从拉力方面看，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将初步完成城市地区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解决了医疗、保险、失业和住房等后顾之忧后，人才的流动性将会大大增强，这可能将是自上而下NGO改革的最大拉力；另外一个拉力可能来源于正在推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包括政府逐渐向企业、NGO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政策的推行将为独立之后的政府办NGO提供一个经费来源的制度化渠道；最后，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可能也是未来吸引自上而下NGO变革的拉力之一。

　　可以预计，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未来中国自上而下的NGO自主性将逐步增强。正如学术界普遍认为的那样，中国政府办NGO未来的发展将会是这样一种模式：一方面政府通过赋予NGO某一社会部门的垄断地位来换取NGO的合作，另一方面NGO又享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这可能就是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NGO发展的主流模式。

豫城松

认真学习了一番....

江南柳

建淮滨品质的义工组织、
树淮滨人民的光辉形象！

三郎

有什么意义呢？？？？，，，，，不懂
，，，是不是=公益协会

路人甲

淮滨论坛公益活动自愿者？

铁拳战神

呵呵
有意思哈

淮之滨

服务社会，大兴善举！

冰释心灵

祝贺白帮主！哈哈！

华振

又是好事情啊
我支持

爺→满臉仺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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