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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淮滨历史：那些在淮滨学习、劳动的知识分子们 [打印本页]

作者: 秋岗 时间: 2023-7-4 00:24
标题: 淮滨历史：那些在淮滨学习、劳动的知识分子们
在五十多年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金融、经济、文化大军汇集于淮滨，人数之多，密度之高，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

1969年4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五•七”干校在淮滨县马集公社宣布成立。干校面积很大，纵横几十里地，东到马集刘大园和固城姜营，西到三空桥，南与邓湾接壤，北到赵集六里庄。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一列列从北京开来的火车在信阳停驶，大批知识分子转乘敞篷的解放卡车前往淮滨。这是淮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批知识分子下放淮滨务农劳动。

一、淮滨干校分两部分：

（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部分
1969年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的1300多人，除87人在北京留守外，其余下放淮滨。加上家属、子女以及后来的财政部下放人员，人数估计有两千余人。其中，人民银行下放淮滨的行级（部级）干部6人，淮滨五七干校机构按原机关司局编制设8个连，如总行办公厅为一连、政治部为二连，国外局（中国银行）和保险司（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为三连，信贷储蓄（中国农业银行口）为四连，发行局为五连，农金局为六连。此外还有加工连和机务连。淮滨干校都是军事化编制，每个农场分场都称作为一个连，连下面设排、班等组织。每个连队相隔十几里路。

（二）中央财经大学部分
1969年11月，因中苏边境冲突，出于战备疏散之目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管的高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日的中央财经大学），从北京南迁淮滨，在淮河边的这个小县安营扎寨，维持一所大学的政治性运转。教职工二百多人，学生五百多人，来淮滨。除此之外，部分还带有家属。中央财大来到淮滨县后，取消了部、处、系、室的建制，按军队建制建立了几个连队。第一连队：由原财政系、政治教研室、教务处组成，按顺序遍为一、二、三排。驻马集公社街道南（今属淮滨农场马集〇二农场）。第二连队：由原金融系、普通课教研室组成，按顺序遍为一、二排。驻马集公社郭集大队（今属淮滨林业局郭集林场）。第三连队：由原会计系、政治部、总务处组成，按顺序遍为一、二、三排，驻扎淮滨县固城乡姜营生产队（今属淮滨县外贸集团公司固城姜营农场），有几百亩地。东侧不远处是栏杆街道藕塘村。

二、淮滨干校的劳动成果

1、“干校”在淮滨的五个年头里，学员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丰硕的果实。去过干校的同志都知道，这里是中原的平原地带，一马平川，树木很少，不但见不到山，就连土丘也极少见到。真是一望无际，一览无余。这里土质粘硬（淮滨马集素称：“雨天一把糟，晴天一把刀”)，而又肥沃。干校在这里种植的农作物，比如水稻，亩产达400公斤，小麦亩产也有250公斤。这里盛夏十分炎热，从6月至8月，在太阳直射的地方，气温高达近50摄氏度。即使这样炽热的烈日照射下，大伙照样下田劳动，从不惜力。除留足干校学员的口粮和种籽粮以及适量的储备粮、饲料粮，以备来年扩大再生产之用。除此之外的余粮，都上交了国家。

2、学员们通过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锻炼，增强了意志，丰富了农业劳动知识和经验，同时也强健了个人的体质。有些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过去甚至没有到过农村，不知道粮食是如何种出来的，真可谓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即使是工农出身的同志，几十年脱离农村，脱离工农业生产，也已很生疏了。通过集体生活、集体劳动的洗礼，增强了集体主义观念，增强了团结友爱精神，减少了个人利己主义思想。

3、通过参加生产劳动，通过集体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在机关工作时，上下级界限，左右之间关系经纬分明。行长、局长、处长、科长、主任的称谓处处、时时都要挂在嘴上。在干校则打破了这些观念，没有上下、贵贱之分，不论职位高低，都是普通学员；相互也不称“官衔”，经常称呼的是老李、老张、老王等等。这其中还有些小故事。比如在“加工连”数杨秉超同志行政职务最高，是局级干部。因为他在加工连担任的是饲养猪、鸡等工作，经常用铁锹清除猪圈、鸡舍粪土，所以，人们封他一个雅号“杨大锹”。后来，这个雅号在干校就叫响了起来。还有，其他连队叫“王大锹”、“李大锹”等等。这么一称呼，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拉得更近了。有的同志在机关时，整装革履，衣冠楚楚，往往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清高架势。当去了干校以后，却完全变成另一个模样了。有道是艰苦生活，辛勤劳动，布衣蔬食，腰扎草绳，严然变成一副“老农”模样的学员了。不仅强健了体魄，净化了思想，而且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得到了升华。

三、淮滨干校里的“人物”

李聘周
是中国金融业的创建者之一，他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北海银行的创建，并担任主要领导。他一生大部献给祖国金融事业，是多家金融机构的恢复和创建者。1969年4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淮滨“五七”干校校长、党委副书记。离开淮滨后，又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局长。1976年4月，李聘周调任中国银行驻香港总稽核。1981年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保险业的开创者。

丁冬放
1910年生，江苏省兴化市人，1929年参加革命，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在全国解放后，曾任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副行长，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局局长、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中国的合作化问题，最先提出来的人就是丁冬放。1969年下放淮滨马集干校，在淮滨放羊。

胡景沄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行长。胡景沄在淮滨干校打扫卫生。

方皋
曾任央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行长。祖籍广东开平县塘口墟古宅村，1915年3月3日生于湖北武汉。他的父亲方伯梁13岁时去美国，是清朝第二批30名留美幼童之一。在美国读了七年初高中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与卫生工程系，是麻省理工最早的八个中国留学生之一。方皋进过国民党中央军校、加入了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扛过枪打过仗。1969年方皋分到原国外局（中国银行）组成的淮滨五七干校第三连，妻子分到农口（原中国农业银行)组成的第四连。方皋在淮滨干校劳动期间，虽然已经54岁，仍和中轻年干部一样干重体力农活，插秧种稻，挑水浇地，割稻收麦……淮滨的夏天是非常炎热，气温通常在38-40度左右。农忙时，大家天不亮就下地，白天头顶着烈日，忙在田里一干就干到天黑，连吃饭都是在地头上。方皋所在三连，大多数干部都是曾和方皋在一起工作过，和方皋的关系也不错，而方皋本来就是一个诙谐幽默，平易近人极喜欢和大家在一起的人。劳动中同志们不论老少，不分你我，有时为了使重复的劳动不枯燥,互称“外号”，笑话连连，田头地间经常一片笑语欢声。

尚明
曾任央行副行长。1915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柘城县，1938年2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7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办公厅主任、计划局局长等职。从1950年开始参与中苏贷款谈判，回来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办公厅主任。尚明一踏上淮滨的土地心情就异常沉重，夜晚时常一个人坐在村头发呆，想到被糟蹋的银行体系和残破不堪的货币政策，他就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

陈立
原央行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第一任行长。1969年，陈立下放到淮滨县的五七干校劳动。陈立天性开朗、达观、聪颖 ,虽然以前从未接触过农活 ,竟然掌握了从育种、插秧到收割的种植水稻技术的全过程 ,在淮滨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种植水稻的能手，那时他种的水稻亩产达到 600——700斤!往事不堪回首 ,但这段时间里 ,陈立有机会更多地认识农民 ,接触农民 ,更能理解农民的疾苦 ,与农民和农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段经历也时时提醒他 ,当领导一定要为人民着想 ,为人民办事 ,为人民谋福利 ,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刘鸿儒
原央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正部）第一任主席。1955年赴苏联，入苏联莫斯科大学财政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苏联没有博士后，副博士相当于其他国家博士）。1971年下放淮滨干校。开始时，人们，包括队里的那些连长和排长都认为，他是个出国留洋的副博士，对农活一定是个外行，肯定是笨手笨脚的，甚至会像之前一些老知识分子那样闹出把驴套包套到马嘴上的笑话。可是他一下地里就让人们大吃一惊，立时刮目相看：头一天，连里派他跟一个老战士去耕耙一块菜田，原本是叫他当助手的，可是看到他稔熟地从牲口圈里牵出牛来给它套上夹板，拴牢到犁杖上边，架起鞭子，扶起犁柄，叱牛前耕时，带队的老战士连同旁观的干部们都暗暗咂舌，心想：我们都已学作两年了，还是手脚都不到位，可这位刚下放的刘同志竟然像琴师拨琴弄琴似的就亮出了这样的真功夫！人们当然不知道，刘鸿儒从小就干过庄稼活。

杨秉超
原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1969年杨秉超下放淮滨干校，被分配养猪。但饲料困难，要到淮滨县城酒厂去购饲料，40多里，杨秉超用小平板车去自己拉回马集。杨秉超同志在‘加工连’的行政职务最高，是局级干部。因为他在‘加工连’担任的是饲养猪、鸡等工作，经常用铁锹清除猪圈、鸡舍粪土，所以人们封他一个雅号‘杨大锹’。后来这个雅号就在干校叫响了起来。

资耀华
金融家，原央行参事室主任。生于1900年，17岁时留学日本。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都是他的同乡兼学长。资耀华后来升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受业于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资耀华1926从日本回国，经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介绍进入中华汇业银行，从此踏上他的金融征程。1948年初冬 ,资耀华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队伍节节败退，归心似箭的他选择离开美国，回到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很多美国金融研究机构重金礼聘他，他说：“我可不配担此重任，我是中国人，我有做中国人的权利也更应尽中国人的义务。”这一信念始终支持着他。解放初期，资耀华投身于天津经济恢复，积极建言，保护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块牌子。1949年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69年，资耀华下放淮滨马集公社。资耀华后来回忆：“当时我心想，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北京，別的可以不管理，参事室的近千万字近代货币史资料可怎么办。这些资料，是我们十几年的心血啊，等于我们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或散失损坏。必须随身带走，我下定决心要与它同生死共命运。我在资料在，我存资料存。林则徐有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慷慨激昂、动人心魄的挣语几天里一直在我耳边响着。于是我这样想的，也就样做了。宁可自己不带床铺用具，专带这十几箱资料及抱病的老伴随行。到了河南信阳马集镇，被分配寄居在“五七”干校的幼儿园内。……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同来男女共11人，都只能做些轻微劳动，日常轮流看守幼儿园的菜园子，防备有人来偷采青菜和偷运大粪，有时则参加帮助除草或摘西红柿及豆角等。我们在劳动之余，将带来的货币史资料进行整理，我则着重翻译伦敦中国银行分行寄来的英文材料。。”

朱绍文
1915年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江都区）。1934年，高中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毕业后，坚持报考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同年转入经济学部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44年，朱绍文因在中国学生中宣传抗日，被东京宪兵队拘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以致右耳失聪；由于他的老师“大河内一男”（后来出任东京大学校长）及校方的多次抗议，他最终才被释放出狱。1945年回国后，朱绍文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经济学教授。1950年，应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之邀，朱绍文离沪赴京，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专门委员，同时兼任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1969年，朱绍文下放淮滨马集干校。在马集一个麦场的棚里，住着两个会外语的老头，白天没人敢到这里来串门。夜晚降临，麦场漆黑一片，有知青趁黑悄悄踏进牛棚。这两名老者，其中一人是朱绍文，另外一人姓熊。外间堆放了些农具什么的，里屋放着两张床，显得拥挤不堪，这是他们的卧室。两个老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度日。朱绍文早年留学日本，与中曾根（日本政治家，日本第71任、72任、73任首相）是同学。他是经济学家，会好几国语言，闲了做点翻译的事。知青还跟着他学了几天日语，主要是五十音图，什么平假名、片假名之类的。熊早年留学美国，英语很好，熊说他喜爱听爵士乐，令知青很吃惊。

戴乾定
1925 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曾留学日本，专修经济，是晚清甲午战争之后留学潮中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后先后就任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叔叔在日本留学后又去美国继续深造，后来在“北四行”之一的金诚银行任副总经理；母亲则出身于书香门弟，是晚清四大词家之一“大鹤山人”郑文焯的女儿。戴乾定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的经济学系，再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专业深造。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年，戴乾定从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完硕士学位。1950 年，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留学生一样，戴乾定选择了回国。是年，他被分配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69年，戴乾定下放淮滨五七干校劳动，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金融方面的四个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研究任务交给了人民银行，而人民银行把这项研究的具体工作交给了戴乾定。1971 年年底，还在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的戴乾定接到了一纸调令，要求他立即出发，在年底前赶回北京。

朱纯德
1938年生，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金币总公司原副总经理、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现代金银纪念币的奠基者、开拓者，“中国现代金银币之父”。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师承雕塑大师刘开渠、滑田友先生，这两位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雕塑家。毕业后，先是留校任教，后又至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从事人民币设计和研究工作。1969年，朱纯德被派往淮滨五七干校学习。

沈日新
1905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的镇海县。15 岁那年，沈日新来到张家口边业银行当练习生。19岁时，他奉命带着两个下属背着干粮，乘坐骡车去兰州筹建西北银行甘肃分行。1928年被任命为西北银行陕西分行行长，此时的沈日新只有23岁。1937年，张自忠接任天津市长，他力邀沈日新担任天津市民银行经理。后来辗转来到上海，1946年他被推举为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由如此年轻的钱庄老板来担当理事长，在论资排辈观念根深蒂固的上海银钱业是从来没有过的。1959年，沈日新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储蓄局副局长、工商信贷管理局副局长。1969年,沈日新被下放到淮滨“五七”干校学习、劳动。在马集期间，60多岁的沈日新什么活都干过：在伙房烧火、和泥补墙缝、放羊、种菜。沈日新清楚地记得:在放羊的时候,为了怕羊丢失,要跟着羊跑,有时遇到深沟,也要一跃而过。淮滨当地老百姓看到说:这位老干部真厉害。更难得的是，沈日新在干校遇到一位武术教练，由此开始学习武术，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什么事情都要往好的方向想，虽然在淮滨干校那段生活很苦，但我觉得苦中有乐。既增长了不少常识，还锻炼了筋骨，这也是我长寿的原因”,沈日新说起那段艰苦的生活只是轻描淡写。（2007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甘培根
我国著名的金融专家，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创始人之一。1925年生。1942年夏， 17岁的甘培根在成都同时考上了武汉、重庆、燕京等五所大学，因为对燕京大学慕名已久，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燕京大学经济系。1948年，甘培根考上了国民政府派出的自费留学生，来到美国加州的太平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召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回国的心，他搭上了最后一批免费回国的船，在海上漂泊了二十多天，终于在1949年11月回到祖国怀抱。通过教育部，甘培根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处。1969年，甘培根拖着伤残的腿，下放到淮滨干校，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崔敬泊
崔敬泊，1897年生于河北宁河县。1927年，30岁的崔敬伯前往日本，在东京大学选修《财政学》课程。1928年31岁时，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北平、天津，崔敬伯受邀担任河北省政府秘书。1930年33岁时，由河北省公费派赴英国留学，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其间，陪同抗日名将吉鸿昌前往大英博物馆参观。1932年35岁时，提前从英国归国，到燕京大学担任经济系财政学教授。194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任命其为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1949年9月6日，接到华北人民政府（ZY人民政府的前身）副主席杨秀峰（后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兰公武（后来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电报，邀请北上来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任命崔敬伯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他是新中国税收的奠基人之一，之后调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中财院即今日的中央财经大学，1969年11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从北京南迁淮滨马集公社，维持一所大学的政治性运转。崔敬泊在北京搭乘火车抵达信阳后，转乘敞篷卡车奔赴淮滨马集公社。他被安排住在淮滨县马集刘庄小学，三面环水，前面则是广阔的麦田。中央财大的师生到淮滨后，壮年同志们即开始下地劳动，安排崔敬伯教授留在宿舍看家，照看炉火，并准备冷开水，供大家回家用。十二月以后，分配崔敬伯参加饲养所劳动，看管牛棚，准备饲料，加添饲料，清理饲槽等工作。

解放前，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中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而崔敬伯身为别人视为肥缺的”税官“，却从未利用职权谋求私利。他视钱财为身外物，生活中安于粗茶淡饭、布衣陋室。陈云同志担任中财委主任时，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国民党的官吏尽是贪官污吏，但也有例外，在座的崔敬伯就是一位”。这些评价给了崔敬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就以乘车一事，他总是说应该给国家多节省些汽油，为公事出门也极少开口要车，即使到了晚年，仍常常是拄着拐杖步行或者去挤公共汽车。《南方周末》报纸等媒体刊文：崔敬伯是一位被遗忘了的财政学家。虽然生前“短刀无意助功名”，但他作为大时代的财政学家，终于还是要被人们纪念的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崔敬伯先生是我国著名财政学家，民国时期因博学笃志，备受学林称誉。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新税制的建立，但终因政治运动而长才未展。”

陈如龙
原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生于1918日。青年时代，他接受了进步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放弃大学学业，从广州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办公室主任，西北财政管理局局长，财政部办公厅主任，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并兼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1969年11月，中财从北京疏散到淮滨县马集公社。陈如龙随中财院下放河南淮滨马集公社，务农劳作。1970年夏，中财65级学生毕业分配奔赴各地前夕，在中财第二连队驻地淮滨县马集公社郭集大队，财政部副部长兼中央财院院长陈如龙老先生莅临“郭集”来看望大家，同学们在打包整理行李，他和蔼的给予同学们热情的慰问，温暖了大家的心。这件事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崔书香
(1914—2006)，女，河北故城人，生于天津市。1929年9月至1935年6月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35年9月至1936年6月就读清华大学经济系研究生；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经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7年9月至1940年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经济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建国后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1969年冬，北京的高校对外疏散，中央财大的驻点在河南省的淮滨县，崔书香教授追随学校离开北京前往淮滨马集公社。1970年，学院的政治口号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学院在政治学习和参与政治运动的同时，建立和健全了生产组、基建组、后勤组等机构。一时间，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大学教员的崔书香教授也成了体力劳动者。

柳溥庆
江苏省靖江市生祠镇人 ,生于1900年。柳溥庆是与毛、周、邓等老一辈同时投入大革命的先驱，是新中国印钞科技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印制行业先进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
柳溥庆是一位传奇人物，1924年4月，由毛XX、张秋人等领导的团中央介绍，赴法勤工俭学，就读于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巴黎美术学校和巴黎印刷学院，主攻美术和印刷技术，并加入旅法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周、邓等同志一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旅欧代表大会。后来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会和秘书处工作。1931年秋回到上海，王明派人通知他"另谋职业，等待联系"。实际上把他推出革命队伍。1935年，柳溥庆制造出第一台排印多种字体不同字号的汉文照相排字机。1936年，在上海创刊《中国印刷》。1940年，曾为苏北解放区秘密刻制印刷四达银行、江淮银行的钞票，积极为新四军秘密购置、运送印钞器材物资。1942年被日军逮捕，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坚不吐实，两次均以无罪释放。1948年出狱后，奉命赴香港，任永发印刷公司总工程师。1949年5月，奉命回沪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柳溥庆去北京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总工程师，兼印刷技术研究所长。60年代后，中国开始自己设计、自己制版，在国产纸上印刷，印刷质量远超过别国代印的人民币，在六十年坎坷的道路上，他为中国印刷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69年，年近七十的柳溥庆也去了淮滨干校，柳溥庆在干校虽然每天很累，但他并没有怨言，也不多说话。柳溥庆回忆在淮滨：“拾过粪、翻过土、修过水渠、种植土豆、蓖麻、灌溉浇水等。”

1974 年 10月 ,柳溥庆走完了74年光辉而坎坷的生命历程，病逝于北京。2009年，柳溥庆被我国新闻、出版、印刷界评选为新中国 60 年 22 位杰出出版家之一。柳溥庆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同时又是我国现代印刷技术的先驱。在教科书上出现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照片，就是1924年总设计师在法国时赠送给柳溥庆的。

姜维壮
（1923年12月—2017年8月23日），中国财政理论奠基人之一，财政专家。1946 年，考上了北平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1953年经过严格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为我国第一个留苏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被国家选派赴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1957年毕业被分配到财政部科研所工作。1962年，主动请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前身）。　　他强调，财政信息要向公众公开、接受人民监督，“努力营造一个实现强化预算监督职能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这些学术思想的提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1969年，中央财经大学南迁淮滨，姜维壮随校来淮。姜维壮在淮滨期间，他站在如故乡一般苍茫的“广阔天地”上，尽管“担担屎尿进菜园，肩头肿痛腰腿酸”，却依然“眼看点滴都有用，越挑心里越香甜”。拉水、烧水，浇地、种菜。日子虽苦，居然乐在其中。他让老伴买了种菜的书从北京寄来，照着书上有板有眼地干。一看蔬菜打蔫儿了, 要么到淮滨老乡家里上门求教，要么坐在路边上等着老乡经过问个究竟。他不但在诗里抒发菜园情致，还在日记中记下不少种菜的知识。
1971年，姜维壮离开淮滨。姜维壮始终保持一位普通教师的“布衣”本色，他从不因自己的学生当上了部长、厅长、司局长、教授、院长和企业老总而张扬。虽然“名师出高徒”的古训在中国流传了千年之久，但他始终认为，学生们的声名和作为，得益于社会的哺育和他们的努力与造化。

上图，2022年，淮滨马集镇的一个小公园。

现在的人们谁会想到，当年竟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下放淮滨。这批新中国金融、经济界的精英们在这里劳动生活，度过了一段令他们刻骨难忘的岁月。历史总在向前推进，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地发展。

作者: 江南柳 时间: 2023-7-4 13:41
英明决策：让知识分子体验基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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